开办门诊诊所之一波三折的政策

        允许在职医生申办诊所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早在1963年，由于医疗资源短缺，原卫生部颁发了《开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》，鼓励多渠道办医。

       然而，个体诊所的疯狂生长，加之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相对滞后，迫使国家采取调控政策，以减少医疗事故风险。1980年，原卫生部颁布《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》，明确规定：“国家或集体办的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务人员，不得申请开业。”

       1999年的执业医师法，更是让医生“定点行医”成为铁律——医生的执业地点必须和执业医师资格捆绑，诊所逐渐沦为“江湖游医”的代名词。

       很快，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看病难、看病贵，让业界再次掀起一轮“为医生松绑”的呼喊。2014年2月，北京市卫计委表示，将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，允许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，缓解居民看病难。但前提是，在职医生必须副高以上职称，且在该技术职务上连续任职两年以上——这样的标准，将绝大部分医生排除在外。

       与此同时，就医体验却愈加糟糕。2012年，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任职的龚晓明，前往美国克利夫兰诊所参观学习。安静整洁的环境，让他想起了协和医院喧闹拥挤的门诊大厅。一位患者经历了三次通宵排队，才终于挂上了龚晓明的专家号。

       “公立医院的医生无法流动，使得医疗管理产生很多弊病。”龚晓明反思。

       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俞卫看来，此次的政策松绑，很可能是政府对医疗现状的一次调整和回应。

       想要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、完善就医体验，模式之一是加强对于医疗过程的监管。不过，医疗的不确定性，使得监管部门很难对医生的决策做出事前评价，监管成本也相当高。

       50年前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·阿罗就指出，患者在医疗市场上往往处于弱势，医患间很难形成平衡关系，而一旦医生成为患者的“代理人”，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。

       “建立‘代理人管理’的模式，就是医生独立行医，患者成为医生的长期客户。”俞卫分析，这样的关系，很容易建立医患间的信任、化解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，“如果患者被医生坑了，那他以后还会来找你吗？”

       政策松动的另一考量，在于推动分级诊疗——公立医院超负荷运转、医疗资源分配不均，导致看病难。

       名医“外流”，有利于壮大社会资本办医的力量，形成补充和平衡。